從電影《失戀自作業》探討當代身體處境
導言
《失戀自作業》（Silver Linings Playbook），台譯《派特的幸福劇本》，內地譯作《烏雲背後的幸福線》，是一部2012年上映的荷李活電影，電影劇本則是改編自馬修‧奎克（Matthew Quick）所撰寫的同名暢銷小說。
《失戀自作業》是一部愛情喜劇，內容講述一對各自有不同精神問題的男女相知相遇、互相扶持走出人生陰霾。荷里活電影中，描寫精神病患者的電影屢見不鮮，例如講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福布斯．拿殊 （John Forbes Nash）的《有你終生美麗》（A Beautiful Mind），以及以躁鬱症病人與女醫生的愛情故事為題的《伴你情深》（Mr. Jones）。[1]就劇情而言，此片仍免不了荷李活愛情電影的公式：主角失戀，然後在平復的過程，遇上生命中的摯愛。然而，這齣影片在描述精神病患者的處境和康復過程之餘，內容亦觸及社會如何論述精神病以及制度如何邊緣化精神病患者等問題，在同類題材的電影中有其獨特性。
本文將通過此片對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的描述，探討在現代性之下，理性思考如何將身體（body）和思想（mind）分割，並嘗試運用傅柯（Foucault）的理論，分析精神病如何被放進醫療系統之中被論述，探討權力／知識是如何通過對身體和主體的建構伸展其權力，從而探討當代身體的處境：身體如何成為社會秩序的象徵以及社會規訓的場域和載具。
內容簡介
此片講述因發現妻子通姦精神崩潰，嚴重毆傷姦夫的柏特（Pat）從精神病院回到家中，他十分渴望盡快令生活重上軌道，從而與妻子重修舊好，但卻因法庭所頒限制令而無法接近她。這時他遇上了因喪夫而精神受到極大打擊的蒂芬尼（Tiffany），蒂芬尼願意幫柏特把信件交給他妻子，但條件是柏特須跟她一起參加雙人舞蹈比賽。影片就是講述這兩個精神狀態不佳的人如何通過舞蹈比賽，治療彼此的感情創傷，並漸漸找回生命的節奏，走出人生陰霾，正如其英文片名中的”Silver Linings”所隱喻，找回人生的曙光。
躁鬱症之二元對立隱喻
首先，從男主角柏特的精神困擾以及面對困擾的態度，便充份反映現代人肉體與思想的二元對立。
柏特所患的是躁鬱症，又稱為「雙相情緒病」或「兩極性情緒病」（bipolar disorder），其主要特徵為患者或會交替地出現躁狂（mania）與抑鬱（depression）兩種相反的極端情緒狀態。當他們出現躁狂狀態時，病徵包括情緒高亢、容易發怒、自信心澎漲、精力異常充沛、對性的渴求增加等，在這時候他們會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容易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生活；而當他們陷入抑鬱狀態時，則會出現嚴重抑鬱的心情或感覺、對事物失去興趣、失眠、易累、感到自己沒價值、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專注力下降、缺乏決斷力，甚至出現自殺的想法。[2]
如果將以上病徵聯結柏特於電影中的行徑，就會明白他為甚麼半夜三更看到海明威的《戰地春夢》的悲劇結局會悲傷得一手把書本扔出窗外，然後對着熟睡了的父母大吵大鬧；在診所聽到婚禮時播的歌曲，會突然情緒崩潰失控推倒雜誌架。又會明白他為何精力充沛，喜歡套上一個垃圾膠袋在小鎮上跑步；突然間又對未來充滿盼望，深信妻子回到自己的身邊，甚至興奮得跑回學校尋回教席，嚇得舊同事退避三舍。
其實，電影中設定柏特患有躁鬱症這種帶有「雙相」、「兩極化」傾向的精神病，或可將之理解為西方思想二元化的傾向的一種隱喻。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Descartes）提出研究大自然的成規，就是一切過去的哲學、學說、觀點和發現，都要由「我」作出釐清，否則不必接受，而個人的印證，必須是直接而沒有任何媒界，才能排除任何疑惑。笛卡兒所指的「我」，指的並不是軀體或感官，而是單指人的思想（the mind），以思想直接思辨，所以他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這種笛卡兒式的懷疑主義，改變了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人們觀察世界時，理性的推論前設於事物本身，惟有通過思考接受和確認，它們才得以呈現，因為感官會出現錯覺。這種單純以思考進行認知以破除任何疑惑，忽視身體的具體存在，造成肉體（body）與思想（mind）分割的二元化傾向，人懷疑一切，包括自己的身體。
柏特如何看待自己的精神困擾以及他用以糾正問題的手法，正正反映出西方文化這種傾向。電影開始的時候，著力描寫柏特在精神病院中，如何積極配合院中有規律的生活模式，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他希望令自己盡快適應院中生活，以便院方早日判別他已回復正常，讓他重歸社會，但是實際上如果結合電影的旁白所刻劃的柏特心理來看，便知道他這些行為背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柏特企圖通過這種規律的生活模式規訓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從而「調控」自己的思想。電影開始的時候，他有一句很重要的獨白：「一旦你進入了正確的思想框架之中，任何事情都變得有可能。」[3]柏特用了框架（frame）一字，正正反映出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可如自己的生活一般被規劃，而他認為自己最大的問題，在於精神/思想走出了正常的軌道，只要他憑個人的努力，將精神調控回出事前的狀態，一切便會回復正常，妻子亦會回到他的身邊。
從電影稍後他與醫生討論到自己的病況時，便更加印證這個觀點，他認為自己並不是隨時隨地都會情緒爆發的人（他認為自己的爸爸才是這種人），他只是在一次事件上爆發了自己的情緒，而他亦準備好承坦自己的責任。直至那次事件發生，他才意識到自己一生人都在和自己的理智鬥爭，抑壓着心底的情緒。因此，對於柏特來說，他的精神困擾不但是被躁狂（積極）與抑鬱（消極）兩種相反的情緒狀態的交相煎熬，也是他思想上的「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鬥爭。
如果這麼理解的話，便能解釋柏特為甚麼不相信藥物治療（medication），因為他認為是自己的思想（mind）而非身體（body）出了問題，而他認為思想只能靠個人意志而非靠藥物影響身體來調控，加上吃藥後他變得呆滯，令他覺得自己距離精神的「理性而受控」的「理想」狀態更遠，所以在醫院以至出院回到家中，他一直拒絕服藥。
柏特以「精益求精」（Excelsior）這個字作為座右銘，認為要盡自己所能，盡最大的努力去保持積極，然後就會找到烏雲背後的曙光（silver linings），其實亦正正是一種現代對於身體和思想的看法：人認為能以理性掌控和規劃外在的世界、追求完美（striving for perfection）。
傅柯（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一書的前言中說：「我的目的，不是撰寫精神病學語言的歷史，而是論述那種沉默的考古學。」[4]他在「瘋癲」的歷史裡，找到的就是「非理性」如何從與「理性」平等對話到後來沉默的過程。傅柯借用十中世紀時的「愚人船」（Ship of Fools）的形象，指出這種驅逐瘋人、使瘋人漂泊的社會行動，其意義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與絕對的過渡和淨化的儀式；而「瘋癲」在中世紀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在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瘋癲佔有重要的位置，也在作品中與理性和真理在對話。傅柯說：「如果說知識在瘋癲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原因不在於瘋癲能控制知識的奧秘，而是瘋癲是對某種雜亂無用的科學的懲罰」，[5]也指出瘋癲是「對知識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種喜劇式的懲罰。」[6]由此可見，在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瘋癲固然通過送瘋人上「愚人船」的社會行動被邊緣化，但它還是無處不在和可以自由展示，而且與知識還存有一種對話的關係，是一種理性流動的表現。但是在現代理性的概念影響下，卻變成了「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理性強行使非理性不再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的真理」，[7]人們對於「瘋癲」所代表的「非理性」就像電影中柏特的觀念一樣，認為必須以「理性」加以征服。
精神病治療制度與社會規訓
前文討論到身體如何在西方現代語境下處於身體／思想、理性／非理性等二元對立的張力下被論述，而精神病患者的處境，其實亦正好反映現代性如何通過個人社會、醫學科技等操控現代人的身體。只要看看世界衛生組織對「精神衛生」的定義，便可知道私人／公共這種二元關係如何操控現代人的身體：「精神衛生是指一種健康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每個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潛力，能夠應付正常的生活壓力，能夠有成效地從事工作，並能夠對其社區作貢獻。」[8]這個定義反映現代社會認為精神健康並非純粹個人的問題，而是和社會生產有密切關係，現代社會亦將「瘋癲」論述為「精神病」並將之醫學化，精神有問題的人須經醫生診治，並由醫生決定是否需要將之與社會隔離。
電影側面描繪了針對精神病患者所建立種種制度，社會制度如法律上的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以及警察監管；醫療制度如精神病院（hospital）、藥物（medication）及治療（therapy）等，其實亦反映現代社會如何通過這些制度，以確保他們不對社會構成威脅。
社會學者涂爾幹（Durkheimian）提出，人群體性生活構成一些不可逾越的條件性限制，例如要生存便須從事衣食住生產等活動，更無可避免要進行分工。不同條件構成不同的甚或獨特的安排，即是所謂的「社會現實」（social facts），並通過「聖俗之別」的分類系統，把恰當與不合適、道德和不道德的行為區分，構成社會秩序。對於精神病患者這些被視為越出了常軌的一群，社會亦通過這種系統加以區分，以確保人的群體性生活和社會生產不受影響。傅柯在《瘋癲與文明》中闡述了西方自進入古典時代後，社會如何將禁閉視為一將懲罰遊手好閒者的手段，將沒有生產力的人如瘋人、窮人、罪犯和失業者等禁閉起來強迫他們勞動，以解決社會治安與失業的問題，從而形成了經濟和道德交融的禁閉要求。[9]這種做法也是通過一種象徵性的系統（瘋癲者因不事生產而被指涉為不恰當、不道德而被歸類為須禁閉起來勞動的一群），讓社會的秩序得以維持。
在電影中，柏特因嚴重傷人而被判刑，但卻因被診斷患上躁鬱症而被改送入精神病院。故事開始於柏特的媽媽來到精神病院，不聽從法庭的建議，情願簽署協議負上很大的法律責任也堅持要將柏特接回家。從故事情節看來，現代社會的精神病院制度，似乎已比古典時代的禁閉制度照顧到病人的人權，病人不會被強制勞動，而是改以輔導、治療方式協助病人，病人的家屬也有權利從醫院將病人接回家中照顧。但是，從片中精神病院醫生對柏特媽媽堅持接走柏特的保留態度，我們或可了解這個制度如何運作：「嚴格來說，你可不顧我們的建議帶他回家，但就法院的意見看，你需要為他之後可能做出的行為負全責。而且，他剛剛習慣這裡的日常程序（routine）……」由醫生的話，我們可看到醫療和法律系統如何結合起來監控精神病患者，他們擔當了分類的角色，將精神病患者定義為威脅社會的一群，而更值得留意的是，醫生是用日常程序（routine）而不是用生活（life）來形容（柏特媽媽亦對這個詞語非常反感，立刻表示不想自己的兒子習慣精神病院的日常程序），日常程序（routine）是刻板、枯燥而非人性化的「模式」，正如傅科所說，是對控制的對象一種「不間斷、持續性的強制」，[10]它「監督着活動的過程不是其結果」，[11]傅柯稱這種控制是一種「柔順－功利關係」，在精神病院中，這種「功利的關係」展現於病人如要重獲自由，必須配合醫院的規訓，這樣才會被醫生認可為「正常人」。
那麼，精神病患者從醫院釋放出來重回社會，是否代表對他們的規訓就此結束？電影告訴我們，社會還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機制規訓精神病患者的身體。明顯的如法庭的禁制令，柏特被禁止接近其前妻，如果他有任何異常的行為，警察便會上門警告，如屢勸不改，他就會被送返精神病院。而在治療的過程中，又會繼續通過藥物控制病人的身體狀況（柏特最初甚為抗拒服藥，但為免被送返精神病院，最後也得屈服），甚至病者的家人其實變相也成了監控者，電影中柏特的爸媽便常提醒他吃藥，要他定時去治療，這固然是因為他們不想柏特再次進入精神病院，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制度本身對精神病患者及其家人的規訓。
因此，傅科認為雖然現代精神病院制度雖然以治療方式和對瘋癲的具體體驗，將瘋癲從非人道的禁閉中拯救出來，但卻使它被放進精神醫學的理解中（非理性變成一種病，必須以治療的方法處理），使之進入了更深層次的道德桎梏之中。[12]
舞蹈對身體和思想的意義
前文將電影中影片主角柏特所面對的精神和情緒問題，放在西方二元論將肉體與思想分割、側重思想的文化脈絡下思考，並分析了現代精神病的治療制度如何操控病人的身體，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思維、理智是否可脫離身體、世界獨立存在？正如出院後柏特是否單憑成功駕馭自己情緒，克服精神困擾，而無視客觀的環境（如跟妻子的婚姻已變質），就能修補與妻子的關係？電影中柏特的醫生反覆問他有沒有「策略」（strategy）、「計劃」（plan）去令自己「積極」起來，但是，我們的人生又是否真的如片名所說一般是一個劇本（playbook），一切皆可以理性規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電影中，女主角蒂芬尼的出現，就衝擊了柏特對自我的看法，讓他對這些問題有另一翻體會。
蒂芬尼因與丈夫的性生活出現問題而令婚姻出現危機，後來她的丈夫意外身故，她深感懊悔，受不了打擊自此以後沉溺於性，更因此了丟了工作，需要靠精神藥物控制自己的情緒。蒂芬尼的性格很明顯與柏特南轅北轍，她不按理出牌，不會以理性駕馭自己的情緒。她第一次在姐姐的家跟柏特見面，便與柏特針鋒相對，心情不好不爽姐姐說的話，即使吃飯中途也堅持離席立刻回家。蒂芬尼對於柏特的衝擊，不但來自於她對他的致命吸引力（從柏特與她第一次見面後，回家翻箱倒篋要找出自己婚禮錄影重溫這舉動就可知），亦來自於她的性格，她對柏特承認自己性格有懶惰和放蕩的一面，但她認為這是她的一部分，就像她喜歡她其他的性格一樣，這些說話深深震撼了柏特，因為她跟自己用完全相反的方法去處理自己的性格問題。柏特選擇以理性駕馭、控制自己的性格缺點，而她則選擇接納，卻任由它放縱，任由身體的感覺（例如性需要）導向自己的感受，這亦是她精神出現問題後沉溺於性不能自拔的原因。
這兩個各走極端的人物，一個以理性（思想）駕馭一切，另一個則以感官（身體）導航，從這個角度理解的話，電影安排蒂芬尼以一起參加跳舞比賽為條件，幫柏特將信件交給其前妻，就不是偶然的事了，因為跳舞正是一種幫助人將割裂的思想與身體結合的活動。
舞蹈是「於三度空間中以身體為語言作「心智交流」現象之人體的運動表達藝術」，[13]從其定義可見它是一種需要身體和心靈高度配合的活動，在舞者的互動間表達身體以外的哲學和美學思考。事實上，舞蹈也被視為一種治療的方式，通過舞蹈／動作治療（Dance/Movement Therapy，簡稱DMT），「加強結合個人的情緒、認知、身體及社交」，幫助不同有心理失調的人士表達自我。[14]
影片中的角色雖然不是專業的舞者，但是喜歡上柏特的蒂芬尼，希望通過舞蹈的肢體動作，鼓勵抑壓的柏特釋放自己的感情，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蒂芬尼鼓勵柏特要堅持的時候說：「舞蹈展示不同層次的技巧和能力，要專注、協調、紀律、浪漫」。事實上，有規律的舞蹈訓練的確對柏特有幫助，他的情緒不再兩走極端，失眠的情況也有所改善。
舞蹈作為結合身體和思想的一種活動，其在電影中的隱喻，猶如為當代二元論主導的思想下被操控身體揭示了一條可能的出路：思維、理智的處境是有它的身體，也有其世界，並不是由處在的世界加諸我們身體和知覺上。感官和身體是一個整體，兩者必須互相結合，人才能以身體化的思維感知外在世界，正如電影中的柏特經歷了與蒂芬尼的舞蹈訓練後，學會設身處地了解蒂芬尼的想法甚至語言習慣，所以在電影末段，他在電光火石間領悟到那封妻子給他的回信其實是蒂芬尼冒寫的。
結語
在西方現代語境下身體處於二元對立的張力下被論述，陷於身體與思想分割的局面，而精神病患者的處境，其實正反映了這種問題演化至極致時所出現的後果。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論及中國人有將心理問題的「身體化」和「人情化」的傾向，而西方人則恰好相反，「將中國人心目中的道德問題也當作是心理或社會問題處理」，所以中國人比較少患上憂鬱症，[15]恰好從反面說明了西方以理性為主導的文化傾向對人的精神方面的影響。
另外，通過精神病治療的制度，亦反映了身體如何成為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訓的場域和載具。值得留意的是，電影其實通過男主角身邊的帶有各式情緒問題的人，如他患有強迫症的爸爸及面對巨大生活壓力的友人等角色，反諷在治療制度以外的所謂「正常人」，令人反思精神病治療制度只是標籤和監控患者，而無針對現代人精神壓力來源的問題。
或許，對於現代人的種種精神問題或困擾，須回歸身體與思想的關係，方能於其中找到出路？
[1] 程思傳：《失戀自作業》的另類治療法：http://www.pentoy.hk/%E6%96%87%E5%8C%96%E7%94%9F%E6%B4%BB/%E9%9B%BB%E5%BD%B1%E8%A9%95%E8%AB%96/c157/2013/03/06/%E7%A8%8B%E6%80%9D%E5%82%B3%EF%BC%9A%E3%80%8A%E5%A4%B1%E6%88%80%E8%87%AA%E4%BD%9C%E6%A5%AD%E3%80%8B%E7%9A%84%E5%8F%A6%E9%A1%9E%E6%B2%BB%E7%99%82%E6%B3%95/
[3][3] 電影中對白的原文是：「Once you get into the right frame of mind, anything is possible.」，中文版本為筆者的翻譯。
[4] Michel Foucault,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Prefac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p xii.
[5] Michel Foucault,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Chapter 1 “Stultifera Navi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p 22 .
[6] 同上。
[7] Michel Foucault,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Prefac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p xii.
[9] Michel Foucault,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Chapter 2 The Great Confin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p 35-60.
[10]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
頁137。
[11] 同上。
[12] Michel Foucault,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 Chapter 9 The Birth of the Asylum”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pp 229-264.
[14] American Dance Therapy Association: http://www.adta.org/
[15]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年，頁42。
參考資料：
1.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2.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
3.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年。
4. 程思傳：《失戀自作業》的另類治療法：
5. 香港情緒健康中心: 香港情緒健康中心：http://www.hkehealthcentre.com.hk
6. 世界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topics/mental_health/zh/
7. 維基百科「舞蹈」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88%9E%E8%B9%88
8. American Dance Therapy Association: http://www.ad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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