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可能性

《地圖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可能性

引言

董啟章的《地圖集》是一個以城市為書寫對象的文本。「城市」作為人這個群體棲居於地上的模式,文本作為意義與論述的載體,兩者作為「符號系統」(a system of signification),同為人建構世界的一種方式,都給人無數閱讀和詮釋的可能。

在《地圖集》中,地圖被挪用並轉化為建構與想像城市的媒界。「就地圖這種「求真」的製作而言,《地圖集》處處彰顯「作假」的意圖」,[1]《地圖集》一書可說是以「真實」與「虛構」互相交涉而成:當中可以看到被視為「實存」世界再現的地圖同時如何成為權力的「論述」;而小說作為「虛構」的文本,又如何與被視為「真實」的城市面貌及歷史交涉。

本文探討在文本中以想像的角度建構一個城市的意義,並嘗試通過與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作文本對讀,闡釋作品如何令「真實」與「虛構」互相交涉,以探求這種手法如何啟發我們閱讀城市。

真實與虛構──城市與文本

城市是現代化進展中發展得極度密集的空間,十九世紀以來,隨着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現代化進程,城市的經驗已經深入人心,更出現了不少以「城市」為書寫對象和內容的文學作品。

城市是人類的一種聚居的形態,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個體組成,都市的空間不斷變化,不斷填入新的內容,人們對這個空間的感覺也不斷變化。所以羅蘭.巴特說:

「城市是一個論述(discourse)……我們僅僅藉由住在城市裏,在其中漫步、觀覽,就是在談論自己的城市,談論我們處身的城市。」[2]

城市作為一個具有意義存在的符號系統,是一個可供論述的文本,而這個文本的寫作者,正是生活其中的人。這正是《地圖集》中提到城市作為「一巨大的人為物,及其中的物的總體呈現」,必須「通過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確立及延續其存在及價值意義」 [3]

城市與小說兩者作為文本,同樣由人生存過程中賦予意義建構出來,都是展示對人類狀況的觀察和意見的場景,可說是人類想像的共同體。因此,用小說的形式以想像的角度建構一座城市,正是城市本身作為論述並被挪用和轉化為論述工具的體現。

《地圖集》以「未來考古學」的方法,「讓證據和假設互為表裏,事實與想像互相增益」,[4]以存在於不特定未來時空中的考古學者的角度作為敍述者,通過想像重構一座湮沒城市的面貌。這個利用敍事角度的距離而產生的想像空間,同樣出現在《看不見的城市》,通過馬可波羅這個異國敍事者向忽必烈用陌生的語言描述不同城市的面貌,城市生活與空間景觀都在語言與想像中被抽象化。兩個文本都在敍事中讓城市在閱讀的想像中次序堆疊,讓真實與虛構、城市空間與文本空間於字裏行間互相映照。在這些文本中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何在已經不是討論的重心了,因為真與假成了在不同層次中隨論述的運作而改變的性質,而這種多變的特質,正正造就多重解讀的可能性。

真實的虛構──城市與空間

虛構(Fiction),是維多利亞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而城市的地圖,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和推翻的小說。[5]

城市是一個包容性的空間,當中生活脈絡、文化底蘊、地區經濟等不同特質匯聚在一起,當中人、物、資訊和媒界流動,構成新舊、本土與外來交織而成的混雜(hybridity)空間。

可是,長久以來空間理論受二元對立(reductionism)的約化思維所限,社會空間不是被視為一個客觀唯物的 (objective materialism)物質空間(physical space),便是被視一個主觀唯心(subjective idealism)的思維空間(mental space),忽視了空間乃社會生產建構的產物。[6]城市作為生活於其中的人產生的意義載體,正是一個由多重空間與生產關係組成的社會空間。

忽視城市乃社會論述產物,視之為物質空間的觀點,與一般人對於地圖與實存世界關係的看法有點類似:認為地圖呈現的空間是真實世界按照一定比例的再現,而地圖則是訊息傳遞的媒界,與實存世界之間有着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事實上,地圖作為一個指向不同意義的符號系統,是在一定的脈絡下所建構的論述。不論是語言還是地圖,作為符號系統,都具有表意(signification)作用,兩者所反映的「真實」,當中夾雜了作者的意圖,當中或隱含權力的關係。

在理論篇的〈界限〉中,敍述者便以地圖上出現的界線來質疑「論述」與「實存」之間的對應關係:

假設地圖為某實存地方的平面模擬,那在畫上此直線之前或之後,實存的地方本身基本上沒有產生甚麼變化。在直線所越過的地方,依舊是那片山崗的不毛之地。這種稱為界限的線,跟地貌(如海岸線、水系等)不同,在傳統科學測繪派的地圖學家眼中,地貌的繪畫是有其實存對應的,但界限卻只是一種只會在地圖上出現的東西。[7]

在現實中,領土、國界給人的印象是「神聖不可侵犯」,是如此「實在」及無可質疑的「事實」。不過,放在地圖繪製的脈絡上討論,它便立刻變為「一種虛構的權力」,訂立界限只是「讓地方成為地方的方法」。不過,有趣的是在領土擁有者的眼中,他們關心的卻只是地圖上展示的「真實的虛構」上:

 大汗擁有一本地圖集,上頭畫了整個地上的世界,一個大陸接一個大陸,有最遙遠國度的疆界、海上航路、海岸線、最顯赫的都會,以及最富饒的港口的地圖。[8]

大汗忽必烈觀看地圖的動機,只為了滿足權力的慾望,而他的地圖正是他帝國權力的推展和呈現,地圖上的疆界和符號指涉的是他廣大的統治權力,是一個穩定而為他所熟悉的系統,所以他認為馬可波羅「在地圖上指認城市,比親身到訪,還更能夠認清這些城市」。[9]可是,馬可波羅的敍述所帶出的意義卻恰恰相反:

 馬可波羅回答:「透過旅行,你了解到其間的差異消失了:每座城市都像其他所有城市,各個地方交換著它們的樣式、次序與距離,像是一團無形無狀的塵霧侵入了大陸。」[10]

通過旅行親身涉足城市,真實的體驗導致城市之間差異的消失,反不及馬可波羅通過語言描摹與虛擬中開展的城市空間,讓讀者即忽必烈在「閱讀」的過程中感知各種城市產生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正是統治者所懼怕和不願見到的。基於這樣的觀點,忽必烈描述的或是在夢中見到的城市,馬可波羅都肯定其存在:

「從現在開始,我要描述一些城市,而你就告訴我它們是否存在,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樣……」

「陛下,您心不在焉。這就是您打斷我時,我正在說的城市。」[11]

大汗夢見了一個城市。「出發,探尋每個海岸,找出這座城市。然後回來告訴我,我的夢境是否與現實相符。」

「毫無疑問地,我遲早會從那個碼頭揚帆出發。」[12]

馬可波羅向忽必烈以陌生的語言描摹一座座的「看不見的城市」,董啟章利用地圖建構V城的城市空間,不論語言也好地圖也好,兩者都是通過符號系統的運作質疑論述與實存世界的對應關係。「論述」本身無法重現或再現「現實」,所以董啟章認為小說只能是「最具規模或最接近世界模式的建築物」, 通過小說建構的亦只能是一個「介乎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想像世界、可能世界」。[13]而通過這種虛構產生的距離與變化,正正是啟發讀者閱讀城市在既有的權力論述之外的各種可能性。

虛構的真實──城市與歷史

傳說中的維多利亞城,就像維納斯一樣,誕生於碧海波濤之中。至於它最終如何湮沒,則無從稽考。維多利亞城的傳說,令我們面對一個考古學的問題;如何證實一個城市的存在?[14]

上文論及地圖與城市都是在一定的脈絡下所建構的論述,如果以這種質疑「論述」與「實存」之間關係的角度,反思「歷史」與「真實」的關係,便會發現「歷史就是過去的真相」的觀念,其實某程度上也是一種在權力操縱下的「堂皇敍事」(grand narrative)。「歷史」並不等於「過去」,而是「關於過去的論述」,並必然地為某種權力立場服務。

在城市篇的〈海市〉中,敍述者便對被視為「歷史」提供實物證據的「考古學」提出質疑──客觀科學如考古學,說到底也是為帶有立場的歷史論述而服務,是一種「虛構的真實」:

假設我們有的只是零散的關於這個城市的文字,而這些文字甚至稱不上是一部歷史;假設我們搜羅到據說是這個城市遺留下來的、散佈於世界各地的遺傳物,其中包括假髮、廉價手錶、冒牌成衣,以及經過修飾的風景明信片;但是,如果我們在茫茫的大海中再也找不到這個城市所曾經轟立的島嶼,那我們亦難以排除有人曾經有系統地羅織謊言、設計贗品、偽造這個城市的存在證據。[15]

基於對事實紀錄能否保存真實、史料的閱讀甚至古物的挖掘能否還原過去的質疑,《地圖集》在建構V城的城市空間時,在時間上採用的是「未來考古學」的方法,通過多位存在於不特定未來時空中的考古學者的角度敍述V城的歷史,由於時空的挪移和置換,從「當下」的寫作立場來看,敍述者將「未來當成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16]由此小說便變成了「對現在的考古」,在這個虛構的時空之中,時間亦「去除了那單向的、無可逆轉的、無法挽回的定局性」。

《看不見的城市》中,在眾多的城市記憶與遊歷中,城市在馬可波羅語言的轉述中,也失去了時間性,變成純粹的概念與意義象徵: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17]

《地圖集》的敍述者存在於未來不特定的時空中,《看不見的城市》卻把時間卻往過去回溯,以馬可波羅作為敍述者說故事,但他述說的內容卻又明顯超出這個人物所處的時空背景,像是摩天大樓、機場以及現代都市名稱如洛杉磯等均出現在他的描述當中。兩者都是通過時空的挪移製造想像的可能性,從而建構出一個城市另一種可能存在的空間,質疑「論述」與「實存」的對應關係,這種閱讀過程使城市的存在變得充滿虛構的可能性:

這本地圖集有以下特質:它顯示了那些還沒有形式與名字的城市的模樣。有一座阿姆斯特丹形狀的城市,是面對北方的半圓形,有同心圓的運河──君王的、皇帝的、貴族的運河;有一座約克形狀的城市,在高高的曠野上聳立着高塔;有一座城市,其形狀像是新阿姆斯特丹,又稱為紐約(新約克),在兩河所夾的長方形島上,簇擁着玻璃與鋼鐵的高樓,街道有如深水埗的運河,除了百老匯大道,都又長又直。[18]

歷史與地圖一樣,往往都是服務於一種利益之下,賦予力量後可形塑不同世界的可能,所以在忽必列汗地圖中,會違反線性的歷史觀出現一些存在於未來、「還沒有形式與名字的城市的模樣」,而《地圖集》中,地圖並不是「實存世界的模擬,而是實存世界的取替品」[19],而地圖上的維多利亞城是一個「不斷地於地圖上用虛線勾畫出來,永遠結合着現在時式、未來時式和過去時間的城市」。[20]在這個虛擬的時空中,城市雖然最後無可避免湮沒、傾頹,但卻突破了時間單向、無法逆轉的特點,被開放成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

結語

羅蘭巴特說:「……所有城市都是一個結構,但我們永不應該嘗試或希望填滿這個結構……」[21],正是因為城市是一個由各種符號構成的意義載體,通過人生存於其中的活動方能延續其意義和價值,所以它永遠充滿各種解讀的可能性,亦永遠不應該被填滿充實。《地圖集》以想像的角度重構一個城市的空間與歷史,將「真實」與「虛構」的概念疑問化,正是企圖在「論述」與「實存」之間存在的差異開拓一種永遠開放的「可待書寫的空白」,啟發讀者在既定的論述以外尋求其他閱讀城市的可能性。


[1]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5。

[2]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ed.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87-98.

[3]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

[4]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

[5] 〈城市篇──維多利亞之虛構一八八九〉,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5。

[6] 法國空間理論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一套三元空間理論,認為在物質空間和思維空間以外,還有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並將之分成三個向度:1. 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屬於感知的空間;2. 空間之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屬於構想、概念化的空間;3.表徵之空間,屬於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而當代空間理論家愛德華.索雅在列氏觀點的基礎之上,提出了「第三空間」(Thirdspace),即生活的空間,是一個既有別於但又統攝物質性和構思的空間,同時包含了物質和構想、符碼化及非符碼化、個人和集體經驗的空間。

[7] 〈理論篇──界限〉,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38。

[8]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168。

[9] 同上,頁170。

[10] 同上,頁170。

[11]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59-60。

[12]  同上,頁74。

[13] 〈從天工都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見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

經,2011年1月),頁345。

[14] 〈城市篇──海市〉,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62。

[15]  同上。

[16]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

[17]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20。

[18]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170。

[19] 〈符號篇──取替地〉,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27。

[20] 〈城市篇──維多利亞之虛構一八八九〉,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5。

[21]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ed.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87-98.

參考資料:

  1. 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
  2.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
  3. Italo Calvino, The Invisible Cities, (London: Vintage, 1997)
  4.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ed.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87-98.
  5. 丹尼斯.渥德(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合譯:《地圖權力學The Power of Maps》,台北:時報文化,1996。
  6.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2011年1月。
  7. 潘國靈:〈消失的空間〉,見潘國靈著,《城市學2 : 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
  8. 朱耀偉:〈大城小說:後殖民敍事與香港城市〉,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9.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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