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地圖集》中的「真實」與「虛構」

試談《地圖集》中的「真實」與「虛構」

引言

十九世紀以來,隨着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現代化進程,城市的經驗已經深入人心,更出現了不少以「城市」為書寫對象和內容的文學作品。城市是現代化進展中發展得極度密集的空間,由各種符號建構而成,是一個「符號的系統」(a system of signification),有若文本,兩者都給人無數閱讀和詮釋的可能。

董啟章的《地圖集》,正是一個以城市為書寫對象的文本。與城市一樣,地圖作為一個符號系統,其運作與城市的想像和建構實有着密切的關聯。

《地圖集》既像歷史文本,但當中卻有又不少虛構成分。本文將探討它作為一本小說這種想像性、虛構的文本,它如何與現實交涉,並嘗試闡釋小說中「真實」與「虛構」的關係,以探求在文本中以想像的角度建構一個城市的意義。

真實的虛構?

一般人對於地圖的看法是真實世界按照一定比例的再現,是訊息傳遞的媒界,而訊息與實存世界之間有着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然而,這本名為《地圖集》、當中嚴肅介紹不少地圖學理論的著作,用的卻是「小說」這種想像及帶有虛構性質的文體,正如作者所說:「地圖這種『求真』的製作而言,《地圖集》處處彰顯『作假』的意圖」。[1]

事實上,地圖跟城市一樣都是一種可供論述的文本,都是在一定的脈絡下所建構的意象。羅蘭.巴特便說:「城市是一個論述(discourse)……我們僅僅藉由住在城市裏,在其中漫步、觀覽,就是在談論自己的城市,談論我們處身的城市」,[2]由此看來,城市這個文本的寫作者,正是生活其中的人,透過人的各種活動如居住、散步等,不斷書寫城市,這正是《地圖集》中提到城市是「一巨大的人為物,及其中的物的總體呈現」,並「必然通過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確立及延續其存在及價值意義。」 [3]

不論是語言還是地圖,作為符號系統,都具有表意(signification)的作用,兩者所反映的「真實」,當中夾雜了作者的意圖,當中或隱含權力的關係。如果從這樣的角度看,以語言或象徵體系為再現,以物質為被再現的「現實」的傳統看法,已經值得反思了。而是否有一個真實不虛的「現實」在「論述」之外存在,正是《地圖集》希望探討的問題。

在理論篇的〈界限〉中,敍述者便以地圖上出現的界線來質疑「論述」與「實存」之間的對應關係:

假設地圖為某實存地方的平面模擬,那在畫上此直線之前或之後,實存的地方本身基本上沒有產生甚麼變化。在直線所越過的地方,依舊是那片山崗的不毛之地。這種稱為界限的線,跟地貌(如海岸線、水系等)不同,在傳統科學測繪派的地圖學家眼中,地貌的繪畫是有其實存對應的,但界限卻只是一種只會在地圖上出現的東西。[4]

在現實中,領土、國界給人的印象是「神聖不可侵犯」,是如此「實在」及無可質疑的「事實」。不過,放在地圖繪製的脈絡上討論,它便立刻變為「一種虛構的權力」,訂立界限只是「讓地方成為地方的方法」,完全是人論述的產物,某程度上正是一種「真實的虛構」。

敍述者甚至認為界限是實存世界的「虛構性塑造方式」,在過程中世界甚至會反過來抄襲地圖,例如實存世界出現的標示物如界石、欄杆等便是對虛構界限的模擬。

因此,真實與虛假的問題已經不是討論的重心了,因為真假成了在不同層次中隨論述的運作而改變的性質,而這種多變的特質,正正造就多重解讀的可能性,構造了多層次的發聲位置。這亦是作者之所以強調本書「應該以讀小說的方法閱讀,也即是享受當中虛構的樂趣」。

虛構的真實?

「空間」是生活的載體,生活脈絡、文化底蘊、地區經濟,不同特質混雜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城市風光,而「城市」正是空間的其中一個重要的隱喻。

在《地圖集》中,「城市」則成了存在於地圖上,在製圖、讀圖、說圖的過程中被挪用並轉化成建構與想像V城歷史的媒界。書的副題是「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全書分為四輯:地圖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以拼貼的方式將同時或異時發生在不同處境的空間並列。

書中以「未來考古學」的方法,通過「讓證據與假設互為表裡,事實與想像互相增益」,以達到對時間的概念有「前瞻顧後」的效果。[5]簡要言之,就是城市會在時間中改變,也隨記憶而改變,這亦解釋了作者為甚麼以不特定的未來作為敘述時空,以文字描繪地圖上的空間,來重構一個湮沒了的城市的面貌(考古學)。

在城市篇的〈海市〉中,敍述者便對維多利亞城歷史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反映了他對於「歷史」與「空間」之間不穩定關係的看法:

傳說中的維多利亞城,就像維納斯一樣,誕生於碧海波濤之中。至於它最終如何湮沒,則無從稽考。維多利亞城的傳說,令我們面對一個考古學的問題;如何證實一個城市的存在?假設我們有的只是零散的關於這個城市的文字,而這些文字基至稱不上是一部歷史;假設我們搜羅到據說是這個城市遺留下來的、散佈於世界各地的遺傳物,其中包括假髮、廉價手錶、冒牌成衣,以及經過修飾的風景明信片;但是,如果我們在茫茫的大海中再也找不到這個城市所曾經轟立的島嶼,那我們亦難以排除有人曾經有系統地羅織謊言、設計贗品、偽造這個城市的存在證據。[6]

不過如以《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的方式觀察城市,就會明白被論述的城市不管是否曾經存在過,都會成為了記憶中對某個城市回憶的片段: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7]

馬可波羅向忽必烈敍述陌生城市的過程中,這些片段便被往往憶起、敘述與保留,又可能被轉化挪用到其他場景的空間之中,變成組合一個城市空間的符號系統中的一部分。因此,即使一個空間已隨時間過去已不存在,但通過記憶與論述的過程,城市就成了充滿了過去記憶與未來可能的初始之地。

因此,地圖作為回憶與論述的載體,它「從來不是實存世界的模擬,而是實存世界的取替品」[8],而通過地圖所展現出來的空間,便成了「把未來當成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突破時間單向、無法逆轉的特點,變成了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

結語

羅蘭巴特說:「……所有城市都是一個結構,但我們永不應該嘗試或希望填滿這個結構……」[9],正是因為城市是一個流動的空間,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駐足不前,所以也不可能將它填滿充實,而當中符號的意義便更難於指向穩定的城市建構了。因此,《地圖集》通過同時書寫「虛構的真實」與「真實的虛構」,將「真實」與「虛構」的概念疑問化,解構了既存真假虛實的觀念。通過這種手法,《地圖集》不但是一部「解讀和重構一個湮沒城市面貌」的小說,更是一個通過觀察城市發掘閱讀的可能性、進而啟發讀者觀照世界方式的文本。


[1]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5。

[2]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xandros Lagepoulous(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

[4] 〈理論篇──界限〉,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38。

[5]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7。

[6] 〈城市篇──海市〉,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62。

[7] 〈第一章:城市與記憶之三〉,見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20。

[8] 〈符號篇──取替地〉,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頁27。

[9]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xandros Lagepoulous(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參考資料:

  1. 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2011。
  2.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1993。
  3. Italo Calvino, The Invisable Cities, (London: Vintage, 1997)
  4.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xandros Lagepoulous(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丹尼斯.渥德(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合譯:《地圖權力學The Power of Maps》,台北:時報文化,1996。
  6. 朱耀偉:〈大城小說:後殖民敍事與香港城市〉,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7.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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